4月6日，重庆市高院开庭审理张波、叶诚尘故意杀人上诉案，即重庆姐弟坠亡案。在二审庭审中，张波、叶诚尘均当庭翻供，代理律师虽提出辩护意见，但均遭公诉方举证驳斥，从媒体报道看，律师的辩护显得苍白无力。

重庆姐弟坠亡案是这样的：2020年11月2日，家住重庆南岸区锦江华府的张波，将两岁的女儿雪雪（化名）、1岁的儿子洋洋（化名），从15楼的家中摔下楼，致两名孩子死亡。南岸警方先以过失致人死亡立案侦查，后发现这是一起故意杀人案，嫌疑人除两个孩子的父亲张波外，还有其女友叶诚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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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12月28日，重庆市五中院审理认为，张波、叶诚尘突破人伦底线、道德底线、法律底线，社会影响极其恶劣。且两人作案动机特别卑劣，主观恶性极深，作案手段特别残忍，犯罪情节特别恶劣，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。叶诚尘与张波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、作用相当。据此，一审判决张波、叶诚尘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

（图片截取自抖音号：达州全搜索）

一审判决后，张波、叶诚尘均提出上诉。然而，根据刑事案件重案量刑口诀：“两特一极，至少无期。两特两极,必死无疑。”针对他们的犯罪行为，一审法院给出的定性是“三特三极”：作案动机特别卑劣，作案手段特别残忍，犯罪情节特别恶劣，社会影响极其恶劣、主观恶性极深、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。可见这是“死上加死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的上诉如果没有实质性新证据，或者如果没发现实质性程序违法和适用法律明显错误，一审结果很难被改变。

这自然要考验代理他们案件的刑事律师的辩护能力，当事人的生死，这时都掌握在了律师的手上。对刑事律师来讲，办的真不是案子，而是别人的生死。

每当这个时候，律师必然是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，既要胆大如虎，又要心细似发；既要顽强对抗，又要务求实效；既讲究宏观战略，又考虑具体战术；既要口若悬河发表辩护意见，又能随机应变，见招拆招，舌战群儒。可以说，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环环相扣，点水不漏，无懈可击，并且进可攻、退可守。

（图片截取自抖音号：达州全搜索）

北京国咨律师事务所办过多起刑事大案要案，但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，每次出庭之前，尽管律师们早就知己知彼，胸有成竹，但依然是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，生怕一个细节没考虑到，就影响庭审效果。毕竟，刑事庭审之间，尤如战场之上，战况瞬息万变，由白而黑、由黑而白的事件常常发生，稍不留神，就可能全军覆没，满盘皆输。反之，则极有可能反败为胜，变重罪为轻罪，甚至改有罪为无罪。当庭释放当事人的无罪案例，在国咨律所已有数起。

回到重庆姐弟坠亡案，律师的辩护之所以苍白无力，不堪一击，主要在于没抓住本质性关键问题，也没拿出实质性新证据和过硬的法律观点，只是为辩而辩，流于形式。这种做法，实际上就是走过场的“形式辩”或者说“套路辩”。

比如，张波当庭表示孩子坠楼系意外，不是他摔下去的。叶诚尘则表示，警方恢复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的杀害两个小孩的共谋内容，只是两人冲动的商讨，并没有想去实施，并称自己有精神疾病。但是，对于他们的翻供及辩护人的辩解，出庭检察官通过一组组证据、视频资料予以回应。

又比如，张波的辩护人还表示，张波的前几次讯问都未作有罪供述，因为警方逼供诱供才作了有罪供述。对这种说法，公诉方当庭出示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同步录音录像予以驳斥。其实，所谓“逼供诱供”，必须要有证据，仅仅只是口头表达，往往不仅无效，还会自取其辱。当公诉方出示同步录音录像，辩护律师的口头表达，自然就会苍白无力，不堪一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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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比如，叶诚尘表示，自己有精神病，涉罪聊天记录是精神混乱情况下所发。其辩护人也做出了同样的表示。然而，在精神病鉴定报告面前，这种说法不可能被法官采信。至于叶诚尘的家人在案发后也做了精神病鉴定报告，试图以此证明家族有精神病史的做法，也因程序存在问题，同样不可能被法官采信。

叶诚尘的辩护人还表示，警方扣押叶诚尘手机时程序存在问题。叶诚尘是在警方的诱供下作的有罪供述。对警方提取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、完整性，辩护人也提出质疑。然而，扣押手机的程序并非关键要素，而“诱供”又缺乏证据。同时，叶诚尘先后作过4次有罪供述，还亲笔书写了两份悔过书，对其与张波共谋杀死两个孩子的事实予以供认，也确认和解释了她与张波的微信聊天内容。这些也与张波的供述、微信聊天记录相互印证。这种情况下，辩解很难被采信。

最后，我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即便罪大恶极到了“三特三极”，犯罪嫌疑人也有律师辩护权和上诉权。这种权利系法定，包括翻供权，都必须保障。刑事案件律师全覆盖制度，已全国性实施。这是法治的巨大进步，它的落地生根，必将能更大程度上确保不放过一个坏人，更不冤枉一个好人。我们可以恨张波、叶诚尘这对“毒鸳鸯”，但也必须确保他们的法定权利。这就是法治文明。

（本文根据北京国咨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曹保印【曹说法·系列】视频整理）